套用米尔的话说：如果人民拒绝服从一项权威的司法判决的时候，法官应该感谢他们，敞开心扉去聆听他们的意见。

而且，对于刑事证据法所具有的规范庭审过程，并借此控制审判前的侦查和审查公诉活动的功能，[7]学界已经达成共识，这就为该制度逻辑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为了确保审判职能的独立、公正行使，以及庭审在认定证据、查明事实中的决定性作用，应当减少、阻断侦查结论对审判结论的预断性影响，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是原则上禁止侦查案卷笔录在审判阶段的使用，否定控诉方所做的证言笔录、被害人陈述笔录、侦查人员情况说明等书面材料的证据能力。

监察体制改革将检察机关原有的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转移给监察机关，这对控诉职能、辩护职能和审判职能带来了很多待解的课题。然而，从目前我国《监察法》的规定来看，根本不存在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空间。而减少、阻断侦查结论对审判结论的预断性影响，是指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并不具有天然的证据能力和优先的证明力，对于法官裁判结论的形成不具有预断性影响。[5] 因此有研究者提出，以审判为中心要求将司法审判的标准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监察法》第33条第1款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四、诉讼主体的权力配置问题 （一）诉讼主体权力与以审判为中心 从官方文件分析，以审判为中心强调将司法审判的证据规则贯穿到刑事诉讼全过程，同时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中的决定性作用。【期刊名称】《比较法研究》【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1 进入专题： 以审判为中心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这种监察机关监督的对象不是国家机关，而是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督的重点是公职人员是否存在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情况，这种监督同时包含着党纪监察、政府监察和刑事监察等三个方面。

但与刑事诉讼法对嫌疑人所确立的程序保障相比，监察法对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还存在诸多缺憾。监察法在加强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仍然存在诸多方面的缺憾。党委书记定期研判问题线索，分析反腐败形势，把握政治生态，第一时间听取重大案件情况报告，在案件的初核、立案、采取留置措施、作出处置决定等各个环节，随时听取重要事项汇报，认真审核把关，确保党委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二是证据条件，也就是监察机关已经掌握被调查人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及证据，但仍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的。

国家监察机关属于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下面设置的国家机关，统一行使对公职人员贪污贿赂、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的监督、调查和处置等权力。还有些地方将检察机关设置的专门监视居住场所，改造成监察留置地点。

[15]参见秦前红等：《监察委员会留置措施研究》，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7年第6期。三是对被留置人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应将留置的期限按照一日折抵一日的原则予以折抵。其实，在监察机关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予以整合之后，那种针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并没有消失，只不过被监察法转化为监察机关的调查权而已。三、国家监察机关的定位 在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决策者一直强调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也不是行政机关。

首先，监察机关所收集的证据要为监察机关和法院所接受，都要满足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据要求。从性质上说，双规并不是一种法律概念，也不属于法律框架内的强制措施，而是中共党内对涉嫌违反党纪政纪的党员干部采取的一种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那种否定监察机关的调查权具有侦查权的性质，甚至认为监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不需要遵守刑事诉讼法的观点，显然是不成立的，也是不足取的，甚至对法治秩序的确立是有害无益的。[3]参见秦前红：《困境、改革与出路：从三驾马车到国家监察——我国监察体系的宪制思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1期。

这种将留置折抵刑期以及将留置措施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的规定，为被留置人提供了重要的权利保障和救济途径。由于我国警察法曾确立了一种对涉嫌行政违法的人临时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留置制度，为与其有所区别，我们将监察法所确立的留置统称为监察留置措施。

而刑事诉讼法只对那些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重大案件，才规定应当录音录像。【摘要】 监察机关对全体公职人员行使监察权，这是我国监督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通过预防和惩治腐败来对公职人员实施的专门性监督。

最终，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所确立的非法证据的内涵和外延，势必将对监察机关调查所得的证据材料具有约束力。对重要调查活动进行全程录音录像的制度设计，既是对调查人员重要调查工作的严格规范，对于避免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取证活动是有利的，同时也属于对调查人员的一种保护性措施。其次，监察机关所收集的证据材料要受到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范，这一点与侦查机关所收集的证据材料并无二致。在行使国家监察权方面，监察机关既不属于行政机关，也不属于司法机关，而具有独立的宪法地位。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属于宪法层面的监督，具有最高的监督效力。在这一点上，监察机关的调查与侦查机关的侦查也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在监察实践中，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的，对于在留置场所所进行的讯问，一律都要进行同步和全程录音录像。四、监察机关调查权的性质 按照改革决策者的解释，监察机关在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行使监察权的过程中，可以对其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进行调查。

具体说来，当时在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与行政监察机关合署办公的体制下，纪检监察人员首先对党员干部或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违反党纪或政纪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并作出相应的党纪或政纪处分。相比之下，监察委员会在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和监督的前提下开展国家监察工作，其国家监察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都属于一种专门监督机制，既要服从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监督，也属于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本来，在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对那些被采取逮捕措施的嫌疑人，也要依法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一旦发现羁押有错误或者没有继续羁押必要的情况，还可以及时解除羁押，对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另一方面，很多地方检察机关都进行了审查逮捕听证会的试点工作，对于那些容易产生争议的审查批捕案件，由侦查监督部门的检察官主持听证，当面听取侦查人员、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意见，增强了审查批捕程序的对抗性。

[18]参见钟茜妮：《今年以来成都采取留置措施28人，留置取代双规变了啥？》，载《成都商报》2018年8月2日。[13] 要对留置措施做出准确的界定，我们需要了解这一调查措施的来龙去脉。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监察体制改革，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由原来的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改变为现行的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一委两院制，就充分说明了监察机关属于独立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专门国家机关。[11]参见陈瑞华：《论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由于监察体制改革推进得过于快速，存在着相关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因此这次改革的不少举措都引起了一些理论上的争议。无论是在宪法层面还是在监察法层面上，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构建，都属于由行政监察走向国家监察的主要标志，这些监察机关都只能属于一种国家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对其他国家机关及其主要负责人的监督主要是其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情况，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主要涉及侦查机关、法院和执行机关遵守诉讼法的情况，以及行政机关是否存在行政违法和行政不作为的情况。二是监察机关应保障被留置人员的饮食、休息和安全，提供医疗服务，讯问被留置人员应合理安排询问时间和时长，讯问笔录由被讯问人阅读后签名。

[19]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原来由检察机关予以行使，这种侦查活动受到刑事诉讼法的直接调整，而在这种侦查权被转隶监察机关之后，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还是受到了一些消极的影响。这一改革将我国反腐败的力量进行了重新整合，完成了从行政监察向国家监察的结构性转变，实现了对公职人员监察的全覆盖。

不仅如此，按照这种解释的思路，既然监察机关的调查不具有侦查的属性，那么，监察机关在行使职务犯罪案件调查权时就无须遵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只要遵守监察法及其关联法规就足够了。其二，各级监察委员会的监察对象不是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而是所有国家公职人员。[20]参见尚爱国、张炳琪：《听证式审查逮捕工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载《人民检察》2015年第18期。甚至在一些方面，监察法对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还取得了一些法律上的突破。

二、国家监察权的性质 我国宪法将人民代表大会确立为国家权力机关，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对其他国家机关进行监督的体制。与监察体制改革之前纪检监察机构的调查程序相比，监察法所确立的调查程序在保障被调查人权利保障方面取得了一些显著的进步。

而相比之下，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则主要是所有公职人员是否依法履行职务、是否秉公行使职权、是否廉洁从政等方面的情况。[7] 其四，各级监察委员会的监察同时包括了党纪监察、政务监察和刑事监察这三个方面。

再加上被调查人无法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而只能孤立无援地面对监察机关的调查，对于监察机关错误或者无必要地采取的留置措施，根本无法获得有效纠正和救济的机会。除此以外，对于违反中共党纪的公职人员，监察委员会还可以中共纪律检查机构的名义，对其作出党纪处分决定，最严厉的处罚是开除党籍。